[李淼]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反思与建构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著《质性社会学导论》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综上,质性研究方法亟待一种从西向东的翻转,即超越西方认识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掘东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8]陈向明进一步指出,要想参与质性研究的全球对话,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伟大文化遗产,如全局观(系统思维和普遍联系)、变化观和对经典文本的诠释等传统。[2](P.73)笔者认为,在方法论层面,社科工作者也应做到文化自觉,[9]其要旨在于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10]即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前现实与问题、开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先进精神遗产、吸收并超越英美理论意识和研究范式,创造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境和社会现实的特色研究方法,参与和主导国际学术对话。[11]因质性研究本土化议题的内涵和外延错综复杂,本文仅尝试分析建构以中国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现实可行性。

探寻社会学之“道”,尤其体现在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提炼建构。《导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家国同构”整体观内在隐含着“社会全息”思想。并从生物全息现象、全息摄影和中医“人体全息论”切入,通过与现代自然科学“全息理论”相类比,提出了“社会全息论”假说。表述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社会系统整体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实际上,社会学研究即是对这些显现信息的“采集”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过程。潜在信息往往比显现信息更加丰富,也更加重要,可能更接近事物本质、决定发展演变的走向趋势。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仅靠外在表面呈现指标数据的采集“测量”,更要靠参与其中的深度“挖掘”。基于统计学原理的社会学研究常常困扰于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学“术”与“道”的不协调、不适应。社会全息理论有可能破解困扰经典社会学的这种“代表性悖论”,为“窥一斑而知全豹”“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法提供科学依据,并由此奠定质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质性研究方法的中心-边缘困境是近年来中外学者热议的重要问题。[1][2][3][4][5][6]非欧美国家学者对此学术差异化格局的反思与批判,指向这样一种日常现实:非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者从英美同行那里习得研究方法与技术,并将其再生产,制造出旨在贴合英美国家读者阅读兴趣和思维模式的地域研究。此种研究以描述现象为主,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本土概念建构。其结果是,由于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与范式处于中心地位,边缘国家学者发掘的地方性知识被长期忽视,脱离地域情境的英美概念取代了对本土现实的细微体验和洞察。

质性研究,是发端于人类学、尔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成形的研究方法体系,90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导论》对“质性”概念做出界定:质性,汉语词汇本意解释为资质,本性。作为外来翻译语言,“质性”与“量性”相对应,一层意义是强调通过语言语义表述、文字文本分析来探讨事物“质的”方面;另一层意义是强调符号互动过程,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含义,也意味着通过“体悟”而不是“测量”获取的对社会本质及规律的理解。也就是说,“质性”概念本身就带有“道”的含义。


要:本文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中心-边缘困境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及在此困局影响下非英美地域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境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占据着主导智识生产的中心地位,非英美学者及其本土研究被贴上了未现代化的标签。为打破这一局面,本文着力问题化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浅析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整体观和变化观),以呼吁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来。

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质性社会学倡导基于深入“扎根”的个案研究而不是泛泛大面积问卷调查,基于平等的人心交流沟通体悟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数据运算模型演绎的研究方式,就在于追求社会学“术”与“道”的统一。

关键词:质性研究;本土化;中心-边缘;本体论;认识论;

量性思维的文化土壤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依靠直觉感悟、类比认知的质性思维被斥为“不科学”而遭到边缘化。《导论》认为,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而不是旁观者视角,“扎根”、互动,将心比心的社会调查研究方式,可能更加契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社会学想象力”更多的是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的直觉思维能力,而不能将其转化等同为数学计算能力。直觉思维虽不具备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但不一定就不符合辩证逻辑;其机理和科学性虽目前尚未认知,但不等于“不科学”甚或“伪科学”。《导论》还认为,“质性思维”与“大数据思维”具有认识论的同一性;大数据方法为实现费老倡导的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和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因此,《导论》倡导质性社会学,并不是要否定、摒弃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而是主张两种方法论取向的互补与融合。事实上,量化分析的数字和模型可以准确描述社会的宏观状态和发展的阶段性结果,质性研究方法则擅长呈现社会发展的细节与过程。宏观状态的数量把握固然有助于政府决策和人们对身处社会的认识,而今天中国社会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细节和过程。

  中心和边缘国家学者都对中心国家主导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其中,西方学者的批判成果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包括:后现代批判对文明理论的挑战、他者化、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对英语成为非洲殖民地国家和地方性大学官方语言的批判、研究方法的文化基础(如英美研究者对访谈方法的普遍推崇)、西方捐赠者对国际研究与评估的影响,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等。[12]

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成果《质性社会学导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将质性研究方法由“术”而“道”,上升为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出发点,促进其主流化。全书共八章,通过对国内外质性研究方法从兴起到传播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回溯反思早期社会学中国化探索路径,总结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传统和成功经验,打通从具体方法、方法论、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逻辑演绎和理论递进路径,尝试确立“质性社会学”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

  更进一步,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83)在《地方性知识》中从知识相对论的视角出发,呼吁研究者探索和建构出与普遍知识相区别的地方性知识,正是后者激活了在地人的意义世界。[15]另一方面,其他学者致力于寻找超越英美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替代物(alternatives),但此努力屡遭失败。常见的情况是:学术进步虽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但缺乏颠覆旧范式、巩固新范式的方法论主张。例如,在《东方学》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了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潜在原则他者化,却没能构想出破解他者化的方法论。

“道”和“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道”,可理解为真理、规律、本原;“术”,即技术、方法、工具。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曰,“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曰,“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已有40年。近年来,社会学界关于“术”的讨论较多,甚至争议热烈,而对社会学之“道”,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美高梅正规网址,  非西方学者的批判则主要指向英美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垄断地位。英美学术霸权的形成与延续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问题。学术领域的英语就像经济领域中的美元一样,创造和持续统治着世界学术的不平等格局。在此格局中,非英美学者必须用英语逻辑思考、用英文写作,才有望在国际期刊上抒发见解。[13]即便如此,在非英美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质性研究仍被归入小众范畴。在英美学者看来,这些研究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只是验证和补充了西方地域研究未能兼顾的视角。因此,此类研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引领和影响方法论和学术范式的走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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