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人物传奇故事–马克思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它作为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过程的思维方法体系,博大精深。我们要在经济领域运用好唯物史观,有必要促进它从哲学方法一般,转化为经济方法特殊。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那么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挫折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科学特征和基本规范

一.从“阿尔都塞问题”到“塔克-伍德命题”

唯物史观经济研究范式要求,作为思维主体的人,应当对来自现实经济过程的实际材料,自觉地在头脑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改造制作功夫”,探寻各种客观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弄清它们的运动、发展规律,并把它们加工为表现各种经济关系的范畴和原理,形成对经济形态的理性认识,并进一步指导经济实践。

一般认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剥去了其形而上学的“神秘外壳”,吸收了其否定性的“合理内核”,从而使头足倒立的辩证法获得了“合理形态”。对此,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却提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根本就不是思辨哲学、世界观或体系,而恰恰是辩证法本身。“神秘外壳无非是辩证法本身的神秘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它不是辩证法的一种相对外在的成分,而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1]因此,所谓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仅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上的,“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观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真实世界),而是从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2]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唯物史观的经济研究范式就是人的头脑对客观经济运动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从而进行正确改造、加工或如实反映而遵循的科学思维方法规范。虽然这些规范本身也属于观念的东西,但它绝不是人的主观信念或臆造的产物,而是来源于客观经济过程的辩证运动在人脑中的正确反映,这是区别于各种错误思维方法的最显著的科学特征。

阿尔都塞对于“颠倒”问题的上述论断,旨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庸俗化理解。“这种对象的无差别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中是以下列形式表现出来的:差别只在于方法。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对象的方法实际上不过是形而上学的,相反,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此,一切问题就在于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又被理解为从黑格尔那里引入并应用于李嘉图着作中已经存在的对象的方法。”[3]对此,阿尔都塞提出,不能简单地用黑格尔辩证法去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否则,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多元结构性批判将被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一元论所“窒息”。

作为人们认识经济现象的最科学的思维方法体系,唯物史观经济研究范式有自己的基本规范:分析主体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从事经济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正无私,自觉坚持唯物史观及其经济辩证法;承认经济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和一定的历史性,为此,高度重视面向实际,调查研究;明白经济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现实经济形态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这一唯物辩证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力求从客观存在的经济矛盾中发现解决矛盾的科学方法;坚持用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效果检验经济研究成果的正确程度;力求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形成理论逻辑,阐释现实经济运动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辩证法,使之成为人民群众能够掌握的认识经济规律的工具,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可见,表面上看,阿尔都塞的上述论断关注的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实际上,他所要追问的真正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贯彻的是辩证逻辑?如果在“颠倒”的意义上给予肯定的回答,即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那么这表明马克思仍然被辩证法的思辨形式所纠缠。与之不同,阿尔都塞认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成熟的马克思哲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摆脱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内容”,而且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形式”,即辩证法,“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从不是简单的,而始终是由矛盾在其中起作用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历史环境所特殊地规定的。”[4]因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遵循的并非是辩证逻辑而是具体总体的历史逻辑。

经济辩证法的科学要素

阿尔都塞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祛辩证法化解读,引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究竟是否贯彻了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关系到底如何?笔者把上述问题称为“阿尔都塞问题”。“阿尔都塞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特质的认识和理解,更关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消解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合法性的方*路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的“塔克-伍德命题”具有典型意义。上个世纪70年代,英美学界围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遵循正义原则问题展开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大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

唯物史观的经济研究方法是将唯物辩证法一般应用于经济领域的特殊形式。从思维方法角度看,可简称为经济辩证法,它是对客观经济运动蕴藏的辩证法的正确反映和遵循。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发现,经济辩证法体系有两方面基本内容。

罗伯特塔克在考察了《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分配问题的相关论述后提出,“我们应该清楚劳动所得的公平分配并不是马克思的道德目的。分配正义的理想在马克思的精神世界里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东西。”[5]与此同时,艾伦伍德提出,马克思尽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并对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但是这种揭示和批判与正义无关。或者说,马克思并不是遵循所谓的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的,而是“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具体而历史的生产方式,因为马克思是从整体上谴责资本主义的;这种谴责的基础在于,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运作及其历史地位采取一种统一而完整的分析。”[6]可见,在塔克和伍德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借助诸如正义等“价值规范”,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事实”给予客观揭示。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资本主义的“事实”与“价值”是一致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或正义性为前提。

一是科学的经济范畴和原理本身体现的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功能。《资本论》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本来面目,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依次阐释了商品、货币、资本、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社会总产品五大经济范畴。与此相联系,揭示出反映商品本质和商品流通、货币本质和货币流通、资本本质和剩余价值生产、产业资本流通循环和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各类资产对剩余价值的瓜分、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总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经济学原理。

基于“塔克-伍德命题”的上述判断,再来反观“阿尔都塞问题”,一些亟待破解的理论难题进一步突显出来。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贯彻的不是辩证逻辑,那么如何理解“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出的悖论性问题: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

这些范畴和原理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深浅不同、复杂程度不同的现实经济关系和经济运动规律在理论上的表现。它们都具有研究方法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人们只要理解了它们的科学含义和相互联系,就可以正确认识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并从相互联系上把握客观经济形态的总体,就可以避免对客观经济形态陷入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静止性等认识误区。

“经济事实”做出了深刻批判,却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对于这一问题,阿尔都塞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指认资本主义社会作用机制的结构性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现的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域”的革新:“《资本论》应该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世界中产生社会作用的机制理论。生产方式不同,这种社会作用也不同,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着作和历史着作开始觉察到这一点。生产方式不同,产生这些不同社会作用的机制也不同,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准确地意识到《资本论》理论中所包含的确切问题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领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7]因此,对于阿尔都塞而言,问题的关键又不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贯彻了辩证逻辑,而在于如何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构造的“新问题域”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

二是经济辩证法在辩证思维路径上包括一系列的辩证法要素。人的头脑要客观地认识经济现实,少走弯路,需要掌握科学的思维路径,自觉地应用科学的经济辩证法要素。具体看:把经济对象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分析;按对等性原则或同等的经济尺度,划分经济形态的历史阶段;掌握由现象到本质,又由本质回到现象,由弄清较简单现象到弄清较复杂现象的经济研究顺序;在社会关系中揭示经济对象的社会性质及其表现形式;运用抽象思辨把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提炼为经济范畴和原理;认识客观经济各环节之间的必然联系,设定分析经济关系所需的假设条件;弄清各种经济形式内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比较经济关系之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发现引起经济对象的性质发生转化的新因素或否定的因素;把握生产对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决定作用,并重视后三者对生产的反作用,重视处于决定性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途径和形式;把握性质变化与经济数量变化的联系;揭示经济现象中的因果联系;从再生产或循环运行角度,分析经济形态的发展;关注经济运动的时空形式及其对经济运动的影响;区分经济假象与真相,弄清产生经济假象的中介因素和原因;弄清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生产者的影响;对复杂经济关系交替地进行分析与综合;弄清经济体内部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对经济体发展趋向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等。掌握这一系列辩证法要素,才能科学研究现实经济形态。

对于从“阿尔都塞问题”到“塔克-伍德命题”所衍生的相关理论问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就是辩证法所内蕴的总体性,辩证总体观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这种辩证的总体观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在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但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只有在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才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8]“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这种认识从上述简单的、纯粹的、直接的、自发性规定出发,从它们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9]可见,在卢卡奇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与辩证法不可分割,而且其“科学性”只有依靠辩证总体观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能够击穿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就在于其贯彻了辩证法的总体性。辩证总体观的“再现”式思维方式跳出了对资本主义“事实性”的孤立认识,完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现实性”的把握。

唯物史观经济研究方法的优势

由上可见,当阿尔都塞把辩证法视作黑格尔式的哲学意识形态时,他的理论目的是拒绝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相等同,强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重释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批判力量。结果,阿尔都塞主张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彻底分离开来,既拒绝以辩证法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拒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阐释辩证法。而卢卡奇对于马克思辩证法所把握到的资本主义

唯物史观经济研究方法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分析方法相比,具有显著的科学优势。就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商品经济形态而言,体现在:前者坚持劳动二重性的基本观点,透过商品经济的拜物教形态,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全面揭示出各经济层面的矛盾关系和发展趋势;遵循质与量的辩证法,揭示出不同经济层面的社会性质及其经济数量表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坚持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揭示出人类社会劳动时间的节约与分配这个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在商品经济形态中的一般表现和不同根本经济制度中的特殊表现,揭示出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从生产决定流通的基本观点出发,揭示出社会再生产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全社会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如何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的补偿;用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基本原理,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对抗性的固有矛盾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当用国际价值论分析和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得失关系;以唯物辩证的发展观为指导,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经济做出科学的预见等。唯物史观的这些科学经济研究方法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根本不具备的。

“现实性”的强调,其理论目的却是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突显辩证法独特的总体性特质。显然,阿尔都塞和卢卡奇之所以就辩证法的理*能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就在于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维护本阶级经济利益的立场上,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永恒合理的经济制度,这就势必站在工人阶级对立面,坚持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提出不科学的经济思想。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至今沿袭着《资本论》深刻批判过的斯密教条(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丢掉了不变资本补偿)、李嘉图教条(认为商品价格按货币增减的比例而涨跌的货币数量论)、萨伊教条(认为商品流通必然创造买和卖的平衡、提出“三位一体”的按要素分配论)和边沁教条(认为代表工人生活资料总量的劳动基金固定不变)等,这是毫不足怪的。由此看来,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是一种不良倾向,必须纠正。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总体性辩证法的互释

人们唯有深入理解和自觉应用唯物史观的经济研究方法,才能拒绝诸如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经济思潮和思想方法,自觉主动地解决好各种新问题,远离发生各类经济风险的底线,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关系需要反思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底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机械地套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做出了尖锐批判:“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10]“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11]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反对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认识和理解经济范畴,而强调经济范畴只能到产生它的社会关系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而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2]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否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拒绝以辩证法的总体观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科学特征与实践创新”负责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美高梅正规网址,回答这一问题前,可以先来看看捷克哲学家科西克对于《资本论》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科西克认为,科学的关系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资本论》的解释史就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向度和哲学向度分割开的历史,并以这种分割作为捍卫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性的前提条件。[13]结果,这种解释史的结论必然是强调“哲学的自我扬弃”,也就是哲学被现实化为对于经济实在科学分析之中了。但是,这里所谓的“哲学的现实化”以思辨的方式把握为哲学概念,“哲学的现实化”实质是“现实的哲学化”。因此,在这种解释原则下,表面上维护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把《资本论》解释为自我意识的形而上学。与这种解释原则不同,科西克提出,《资本论》既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也是一部经济学着作。因此,“它的逻辑结构必须以某种方式符合它所分析的实在的结构。《资本论》的结构不是被研究的实在及对它的处理所应服从的逻辑范畴结构。相反,经过科学分析的实在被充分地表现于一个辩证有机体中。它被完成并实现于一个特殊的相符的逻辑结构之中。”[14]“实在的特殊性质是作为辩证有机体《资本论》逻辑结构的基石。从实在的特殊性质出发,《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15]可见,科西克认为,既不是科学实证的方法,也不是思辨的唯心辩证法,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实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资本论》本质特征。因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是经济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统一的总体性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16]科西克对于《资本论》的总体性解读为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经济事实”提供了重要视角。这就是,既然《资本论》的经济研究既不是科学的实证分析,也不是哲学的唯心主义反思,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实在的“特殊性质”的具体总体式批判。那么,作为“对资本的理论批判”的《资本论》何以能够澄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特殊性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17]“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8]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是由古典经济学自身“不可逾越的界限”决定的。这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把握为直接的、孤立的“事实”,把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与其内容的一致性看作是自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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